湖北大学考研(湖北大学考研报录比)
湖北大学考研，湖北大学考研报录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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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南京大屠杀根本没有30万人，除非见到名单，否则我不承认！”你能想象这是一位大学教授的言论吗？事实上，这一离谱的言论正是出自湖北大学教授梁艳萍，她同时还是一名党员。然而她不但否认南京大屠杀，还声称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表达对死者的“尊重”，并多次为侵华日军“洗地”，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行为开脱。那么，堂堂教授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呢？她有着怎样的经历呢？最终下场如何呢？
梁艳萍于1961年出生于山西大同，家境殷实，受到过良好的教育。父母对梁艳萍十分疼爱，让她有了一个幸福的童年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。但可能是因为过于疼爱了，梁艳萍总有一股傲气，瞧不起其他人，觉得自己高人一等。
1976年，梁艳萍在家人的安排下到大同的十里店乡“下乡插队”。这里的“插队”并不是现在插队的意思，而是指安插在农村生产队，是当时中国城市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的一种模式。知识青年来到乡下，像普通农民一样干活，用劳动换取工分。其实梁艳萍在此期间受到家人的照顾，过得相对而言不算差。但她觉得自己作为知识分子，不应该跟农民一样干这些粗活累活，因此十分嫌弃，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她后来崇洋媚外的思想源头。
1977年，梁艳萍参与了高考，这也是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一次高考。虽然梁艳萍成绩不错，但此时高考录取率极低，梁艳萍还是没考上大学。不过当时国家对知识青年有优待政策，她父母也都是知识分子，利用关系运作一番后，梁艳萍还是得以进入一家专科学校读书，这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很难得的了。此后梁艳萍努力学习，在专科学校学习了四年之后，她又考入了山西广播电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，并于1985年毕业，由于成绩优异，梁艳萍得以留校任教。
梁艳萍在专科学校和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就读的这段时间，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，“改革春风吹满地”的时期。大量国外新鲜事物的涌入给许多人带来了欢乐，却也让梁艳萍逐渐沾染了崇洋媚外的思想。这也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情况，因为见识到了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，他们中有部分人对中国丧失了信心。其实他们所见到的也只是一小部分，发达国家同样有不少穷人，只不过被他们刻意忽略了。
之后，梁艳萍又前往山西省教育学院进修，并于1991年毕业于中国语言文学系。1991年至1994年，她在大同大学学报编辑部担任编辑，同时也并未荒废学业。1994年，她考入了湖北大学的文艺学专业，成为了一名硕士研究生。1997年梁艳萍硕士毕业，因成绩优秀而直接留校任教，担任文学院讲师。2001年，梁艳萍被评为副教授，2003年，她更是成为了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的博士研究生，学习西方美学，师从美学家张玉能教授。
可以说，从1985年开始，梁艳萍的人生算是步入了“快车道”，开始了腾飞的历程。从专科生到本科生，再到研究生，最后成为了副教授和博士，堪称一帆风顺，前程似锦。如果按这个历程发展下去的话，她本可以成为一名成果丰硕的学者，一名德高望重的教授。但也正是这段时间，梁艳萍的心境逐渐发生了变化。
如前所述，梁艳萍在博士期间学习的是西方美学，这本来也没什么问题，西方美学也确实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。但问题是梁艳萍在学习期间将研究和自己的个人好恶混杂在一起，强行将西方美学和东方美学进行对比，认为东方美学不如西方美学。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，梁艳萍身上崇洋媚外的气息愈发浓厚。
2006年的一件事更是加速了这一过程。这一年，梁艳萍得到了去日本进修的机会，前往日本东京大学美学艺术学研究室做客座研究员，师从美学家西村清和教授。梁艳萍顿时欣喜若狂，毕竟这是公派出国，不需要她自己花钱，就可以让她前往想去的地方，研究喜欢的事物。
有人可能奇怪，日本不是东方国家吗？为什么要去这里研究西方美学？事实上日本从明治维新时期开始就在大力推行“脱亚入欧”政策，而最后他们也取得了部分成功。日本也被视为了西方社会的一员，成为了奇特的“西方阵营内的东方国家”，其审美方式也高度西方化了。梁艳萍正是在这里继续自己的研究，其思想也进一步西方化了。
其实如果仅仅是如此的话，梁艳萍后来大概还不至于那么丧心病狂。但问题在于她的导师西村清和教授，也并非什么正经人。此人在美学研究上确实有很高的造诣，但他曾经在德国留学多年，而其主要研究方向，就是德国的国家主义。
国家主义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，并且其定义从近代到现代也发生了许多变化，这里就不多赘述了。但有一点是很清晰的，那就是西村清和研究的德国国家主义中还包含了法西斯主义的内容，而西村清河不知是因为研究得走火入魔了，还是本就有这方面的思想倾向，竟然也认同了这部分概念，并时不时表露出这种思想。而梁艳萍师从西村清和，思想也渐渐受其影响，再与其之前的崇洋媚外思想结合起来，梁艳萍的思想彻底走上了“不归路”。
回国后，梁艳萍先是评上了教授，后来更是成为了博士生导师。此时正是微博逐渐普及的年代，梁艳萍也渐渐开始“放飞自我”。她取了个“漫游者粒子”的网名，在网上散播侮辱英烈，为侵略者洗白的言论。只不过此时微博还没有那么发达，关注她的人还没那么多，因此其影响不大，但性质无疑是很恶劣的。
直到2020年疫情之后，梁艳萍才开始广泛受到关注。起因在于作家方方当时发表了《武汉日记》，表面上是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武汉的抗疫经过，实际上却“夹带私货”，否定我国的防疫政策。书中的许多情节毫无证据，完全来自于方方的想象。此书发表后引起许多网友的愤慨，而梁艳萍却在此时站出来力挺方方，从而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。网友们追根溯源，才发现原来这个“漫游者粒子”之前就发表过很多离谱的言论。
在网友们的声讨下，梁艳萍意识到事情不妙，匆匆删除了自己此前的言论，关闭了微博。但这些言论岂是能够轻易抹除的呢？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，她的言论早已被细心的网友截图，铁证如山。梁艳萍的离谱言论有以下几类。
否定南京大屠杀。在讨论南京大屠杀时，梁艳萍表示自己不相信南京大屠杀有30万遇难者，在遭到反驳后，她表示：“你把30万的名单拿出来啊？你说30万日本就一定要承认是30万，有这样的道理吗？”
她甚至还质问对方能不能保证遇难人数就是一个不多一个不少的30万人，简直是莫名其妙。稍有常识的朋友都能看出，这就是在抬杠。30万是一个整体的数字，当然不可能正好是30万人整。以当时的南京城状况之混乱，屠杀之残酷，很难统计出一个精确的数字，但这并不代表日军就没有进行屠杀，不代表日军的行为不该遭到谴责。梁艳萍玩弄文字游戏，以整体数字的争议性为由否定个体的受难，无疑是十分无耻的。
洗白靖国神社。梁艳萍认为靖国神社只是个悼念死者的地方，参拜靖国神社代表着对死者的尊重。这毫无疑问又是在颠倒黑白，混淆视听。靖国神社里埋葬的是侵略者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这其中既有丧心病狂的法西斯分子，也有被法西斯分子推上战场的普通人。对于那些主动参与侵略战争的人而言，他们根本不配得到什么纪念。而对于那些被迫参与侵略的人而言，他们也应该痛恨将他们送上战场的法西斯当局，而非遭受侵略而奋起自卫的人民。
就算在日本的范围内纪念，应该受到纪念的也是那些奋起反战，反对法西斯当局的人士，比如小林多喜二等人。梁艳萍对此视而不见，反而觉得参拜靖国神社就是尊重死者，殊不知这其实正是对日本进步人士的侮辱。
强行比较中日两国的人民素质，并鼓吹日本人远比中国人有素质。其实除了梁艳萍之外，还有很多人热衷于比较不同国家人民的素质。然而人口素质是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的，并且并没有一个通用的，量化的评判标准，毫无疑问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强烈影响。梁艳萍身为教授，却有意无意地无视了这点，一厢情愿地认为日本人的素质高于中国人，说日本的国民素质超过中国人100年，属实是崇洋媚外到了极点。
梁艳萍的此番言论正契合了当时的一股鼓吹日本人有素质、有毅力、教育理念先进的“日吹”思潮。相信许多朋友都看过或听过一篇名为《夏令营中的较量》的文章，该文章虚构了一次夏令营内的若干情节，大大夸张了日本小学生在夏令营内的表现，以此来宣扬中国孩子毅力不足，教育落后。该文章曾广泛流传，足见当时的思潮，如果仔细研究梁艳萍的言论的话，会发现相当一部分正是这股思潮的延伸。
梁艳萍的类似言论还有很多，并且她不仅仅在网上发言，在现实的教学中也经常传播她的这一套理论。梁艳萍作为大学教授，自然也有教学任务。其教过的许多学生都曾反映，梁艳萍经常在课上滔滔不绝地赞美日本，认为日本人高人一等。而提到中国文化时，梁艳萍却往往十分不屑，时不时进行嘲讽。有不满的学生曾偷偷举报过她，但没有结果。
不过众怒难犯，这次，梁艳萍终究是“翻车”了。2020年6月，她被湖北大学开除党籍，并取消了研究生导师资格，停止教学工作，还受到了记过处分。此后日本方面的吉田宽等人都曾为梁艳萍“鸣不平”，但在事实面前，他们注定不可能成功。
梁艳萍的例子充分说明了什么叫“端起碗来吃饭，放下碗来骂娘”，梁艳萍出国考察的机会是国家提供的，费用也是国家出的，而她却反过来诋毁国家，实在令人不齿。这同时也提醒了我们，看一个人决不能只看其才能，也要看其品德，尤其是像梁艳萍这样的教师兼学者，其品德如何更是应该受到重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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